以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方面入手,分析康熙盛世的六项标志

浏览:3289   发布时间: 08月16日

清朝有没有盛世,康雍乾时期是否出现过盛世?后世对此存有很大的争议,依笔者愚见,清代确实出现过“康熙盛世”和“康乾盛世”,那么盛世究竟有哪些标志的事例?我们就以康熙盛世为例,来说一说这个问题。

总观清代历史,能够表明康熙年间出现过“康熙盛世”的依据,这些依据主要有六项标志。

其一,地广国强

当时的大清武功赫赫,军威无敌,领土不许侵犯,安全不允威胁,内政不得干涉,庄严不容冒犯。疆域辽阔,版图多达1100万余平方公里,国土之广,位居世界第一。康熙帝玄烨也被外国人尊称为天朝大皇帝。

其二,百业兴旺

康熙时期耕地面积多达700万余顷,农、工、商业比较发达,城市较为繁荣,物产比较丰富,人口也有较大的增长,比顺治年间增加了近百分之七十。

其三,国库充盈

顺治末年,岁缺饷银400余万,国库空空如洗。康熙六年总算有了结余,国库存银240万余两,十二年为2135万两。三十三年起,到五十八年的26年里,除两年是3836万和3998万两意外,其余年份每年国库存银都在4000万两以上,其中四十八年达到5000万两。国库存银之多,空前未有,也是当时世界之最。

其四,文化发达

学校遍布全国各省府、州、县。书院林立,新建书院530余所,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240余所,加上顺治年间新建和修复的400多所,总数近1000所,较诸历代前期,北宋有书院70多所,南宋为400多所,明代最多,也不过500余所。康熙年间书院之多,前所未有。

并且,不少书院的院长和主讲者,多是一代宗师、文坛泰斗和知名学者,像黄宗羲讲学于海昌,孙奇逢讲学于内黄,李隅主东林书院,颜元讲于漳南书院等等。此外,康熙还委派翰林出身的大学士,翰林院掌院学士,如徐元文、张玉书、陈廷敬等得力大臣为总裁,编纂了一批颇有价值的书籍。比如:

《康熙字典》,收字47043字,字数之多,超过以前编写的任何书。《康熙字典》,在辩形、释义、注音、引例等方面,也比过去的字典更为细密、完备和确切。

《清文鉴》,21卷,满文字书,保持了官方通行的书面语的规范与纯正,便利了满文的流通和应用。

《佩文韵府》,440卷,是专门汇辑诗词歌赋词藻的类书。

《子史精华》,160卷,是将子部、史部古籍中可以“资考证,广学词”的有关资料汇集而编成的一部类书。

《全唐诗》,900卷,是唐诗的总集,收诗48900余首,作者2200人余人。康熙自夸此书将“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,咸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,亦可云大备亦”。

《明史》,从康熙二十一年,以王熙等大学士、翰林院学士为总裁、监修总裁官起,到六十一年完成全稿,共310卷,后经雍正、乾隆略加润色,编成322卷,人们公认此书来五代以来所修各史中最好的一部。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一万卷,主要是文史大家陈梦雷所编,经大学士蒋廷锡等人奉雍正帝旨意,对其中类目名称和卷数作了一些改动,将作者之名改为蒋廷锡等“奉敕撰述”。这部类书总计约1.6亿字,对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分门别类的全面清理和总结。

其五,清官辈出

官员的操守、吏治的清浊,是关系到国家民生的大事。入关初期,多尔衮曾痛斥“明朝之破坏,俱由贪墨成分”。清朝有识之臣,亦主张“天下治乱,视百姓之安危,百姓之安危,系守令之贤否”。所以,康熙对官员的要求是“清、慎、勤”,将“清”列为第一位,不止一次谕称“做官之要,莫过于公正清廉,地方大吏,以操守为要”。

康熙十六年夏,康熙帝“以御笔格物二大字、清慎勤三大字石刻”赐给日讲官陈廷敬、叶方蔼、张英。因此,康熙帝不断地嘉赞清官,擢用廉吏,保护清官,宣称不保全清官,则“清官何所倚恃以自安乎”。

在康熙提倡、嘉奖、擢升的鼓励与影响下,不少官员严以自律,康熙年间清官辈出。像于成龙、汤斌、陈瑸、彭鹏、张伯行、叶方蔼等是清官中的典型代表人物。《清史稿》在叙述了这些贤臣事迹之后,写了两段结论性的评语。一为:“康熙中叶,天下乂安,封疆大吏多尚贤能,奉职循理。”二为:“康熙间吏治清明,廉吏接憧而起,圣旨所以保全诸臣,其效大矣。”

其六,木兰秋狝和避暑山庄

这一点需要重点来讲。“木兰”二字是满语音译,意思为“哨鹿”,即行围猎捕鹿羊等兽,此乃满族祖先酷爱的活动。“三藩之乱”初期,满兵不仅在数量上难敷平叛之用,质量上也令人不太满意,军队缺少训练,顺承郡王勒尔锦等王、贝勒又怯战惧敌,因此八旗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,不断战败。

康熙帝深感八旗并疲弱,贻误用兵,决定整饬戎伍,加强训练。同时,也为了增强满蒙联盟,遂根据太祖、太宗多次行围练兵之祖制,创立了木兰秋狝制度。

康熙十六年(1677年)九月,康熙帝巡视近边,科尔沁、喀喇沁、敖汉、翁牛特、巴林、奈曼等部蒙古王公来朝行在,喀喇沁多罗郡王扎什等还奉谕率兵丁1500名做向导。二十四年四月,康熙帝再巡近边,带领满汉大臣八旗劲旅,会合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及喀喇沁部的3000蒙古骑兵,一边射猎习武,一边勘测围场。

于是,康熙帝在内蒙古昭乌达盟。卓索图盟、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东四旗接壤地区建立了木兰围场,东西相距300里,南北直径近300里,周长1000余里,总面积约为1万平方公里。围场四周,在各隘口以木栅或柳条边为界,设立了40座巡逻的卡伦,场内划分了67个小型围场。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以阿拉噜科尔沁部多罗郡王色楞额驸等人管理围场,康熙四十五年(1706年),始设围场总管。

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二月,康熙帝以平定三藩之乱,往盛京祭告祖陵,带领八旗王公大臣兵丁出关,沿途多次行围,亲自射杀老虎40余只。有时,一日连毙5虎。十二月,康熙帝下谕确定秋狝之制,规定一年派京城八旗兵士12000名,分为三班,每次行猎,拨兵4000,于四月、十月、十二月令其前往行猎,部院衙门官员不谙骑射者居多,亦一并派出,令其娴西骑射。

围猎是相当严格的军事训练,从行军、出哨、布围、合围、射猎到罢围,以及驻跸安营等等,都有严格的规定,违者治罪。康熙帝后来每次带着皇子皇孙出巡行围,活动十分紧张,也很劳苦,“往来风沙,风尘有所不避,饮食或致不时”,从早到晚,都在马上度过。

另外,康熙帝也多次在京举行大阅,操练军队。由于康熙帝对整饬戎行的重视,勤操练,严赏罚,使八旗军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,得以肩负重任。

从北京到木兰围场,千里行军,上万人人员的沿途食宿、供应安排相当困难,早期又限于财政不甚宽裕,故一般是安营扎寨,住帐篷,既费时费力,又不方便,不舒适,不安全。从康熙三十三年起,国库充盈,每年都有大量结余,于是便大行修宫。

从四十一年到六十年,相继在古北口外到围场之间修了17座行宫,大约是30里有一座行宫。四十二年,康熙帝来到热河下营,看到此处“山川多雄奇,且去京师至近,奏章可朝发夕至,综理万机,与宫中无异”。因此,他决定在此修建行宫。

康熙帝亲自勘测、设计和指挥,调来大批民工,进展很快。五十年,宫殿区建成,康熙亲书宫名为“避暑山庄”,并题额山庄之36景,命内阁学士沈喻绘画,康熙赋诗入画,定名为《避暑山庄图咏》。

二十年后,乾隆皇帝从六年起,到五十七年,大规模扩建避暑山庄,增建了大量亭台楼阁。乾隆还新修了普宁寺、普佑寺、安远庙、普乐寺等,连康熙时期修的溥仁寺、溥善寺,共合12座大寺庙,人们习惯性称为“外八庙”。

自三藩之乱后,大清王朝趋于稳定,国力大增,百姓安居乐业,官员清正廉明。不管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来看,都是历代王朝所无法企及的,所以称之为“康熙盛世”,其后乾隆又开创了“乾隆盛世”,并称“康乾盛世”,这近百年的时间是封建时代的巅峰时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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